台湾富豪郭台铭参选总统为何梦源妈祖

“妈祖托梦叫我一定要出来”，台湾鸿海集团的总裁，有台湾首富之称的68岁郭台铭，在台湾新北市板桥区的慈惠宫宣示，出马角逐国民党在2020年台湾总统初选。其中，郭台铭称受到妈祖托梦一语，成为台湾乃至华人各界讨论的话题。

郭台铭自言，出生于妈祖庙内，家族都受到妈祖庇佑。在场约50来岁的许姓慈惠宫管理员对BBC中文表示，这间宫本来是木造，后来才扩建，而郭家原本就住在现在财神的位置，郭台铭每年大年初一会准时来此祭拜。

妈祖是台湾社会最普遍的信仰神明，根据传闻与史料，妈祖本名林默娘，出生于10世纪的福建省莆田县，28岁得道成仙，成为守护海上行船的神明。许多400年从福建沿海东渡来台的移民们，也将妈祖信仰传到台湾本土。

台湾民间普遍信仰道教与佛教，宫庙数量在2018年统计，已经超越1.2万间，妈祖庙则超过3000间，建宫庙在台湾中南部甚至是热门生意。面积3.6万平方公里，人口2300万的岛上，这样的规模着实惊人。

在宗教信仰较为盛行的台湾，传统道佛信仰不免成为政治人物在竞选造势场合上拉拢人心的手段。每年在台湾中部举办的“大甲妈祖绕境”活动，吸引超过百万名信众参与时，台湾的国民党与民进党及其他重要政治人物都会与会，有种得宫庙者得天下的气势。

而这样政治与宗教的结合从何而起？目前说法不一。但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李酉潭回忆，过去台湾处于戒严时期时，就有不少地方小型选举，候选人会在当地农村信仰大事，如唱给神明酬神的歌仔戏与感谢的流水席上不断拜票。

后来，台湾政治人物只要到各地，都会去当地有名的庙宇上香，即使在1987年解严后大型选举开放也不例外。传统宗教与政治两方反而有更绵密结合的趋势。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所教授范世平认为，过去国民党虽然是独裁统治，但是不同于无神论的共产党，国民党对宗教没有特别限制。包括蒋介石自己本身也是基督徒，其子蒋经国后来就任总统时也常下乡探访，都会去当地庙宇致意。进而久而久之，让台湾的政治与传统宗教没有区隔。

在郭台铭的言论出来之后，“妈祖开示”是否太过迷信，也成为网络讨论热点。范世平认为，无论言论是否真假，台湾选举一直以来用宗教来动员是不争的事实。“过去李登辉当总统时，他是基督徒，但照样去各大庙宇参拜”，掌握宗教的话语权，成为台湾政治人物的显学。

范世平分析，就算是台湾首富郭台铭，也需要宗教信仰来得到大家的认同。因此，他不意外郭台铭的发言，反过来说，因妈祖信仰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通语言，当郭台铭以妈祖信仰为发言时，自然让许多基层百姓都有“我们是一体的”这种认同感。

这20多年来，台湾的农历新年期间，也常常可以看到政治人物在各大宫庙前发放一元台币（约0.03美元）红包。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刻意选在宫庙前造势，也是维持自己政治声望和检验人气的最好方法。

李酉潭认为，宗教是目前在台湾唯一可以超越统独的最大公约数，因为大家都不敢做出对神明不敬的事。不过李酉潭也指出，传统信仰的兴盛，有可能给台湾政治民主化带来挑战。

李酉潭举例，好比中国大陆近来一直盛传的对台统战手法，就是直接拢络台湾地方的宫庙，包括组织免费中国大陆游、金钱赞助等，让很多传统信徒相当动心。

现今的西方民主社会，早期是政教合一、后来改为政教分离。李酉潭认为，台湾社会在套用现今的西方公民社会架构，但同时还是被许多传统情感与宗教思维影响，造成许多人逢事就求神问卜，遇到纠纷就抱着“先情再理后法”的典型心态，无形间让许多政治理念变得难以实施。

德国假名媛混入上流社会 骗倒整个纽约精英圈

该名女子叫安娜·德尔维（Anna Delvey），每天住五星级酒店。她穿名牌服装、参加顶级派对、乘坐私人飞机，出手大方，经常给人100美元的小费。

安娜·德尔维很快打入了纽约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并与各界名流富贾摩肩接踵。

然而，人们有所不知的是安娜·德尔维其人根本不存在，她的真名叫安娜·索罗金（Anna Sorokin），由于涉嫌诈骗受到审判。她的诈骗金额高达近28万美元。

检控方说，在2016-2017年期间，安娜·索罗金先后诈骗酒店、银行以及朋友等。

安娜·索罗金自称要开设一家名为安娜·德尔维基金会的私人艺术俱乐部。

她还称由于种种官僚障碍使她从欧洲向美国转移财富受阻，因此需要借钱贷款等。

2016年11月，她伪造银行帐单以及其他假文件申请一笔2200万美金的贷款，作为在曼哈顿开艺术俱乐部的费用。

虽然没能如愿以偿拿到这笔贷款，但是银行还是给了她10万美金的预付款。

安娜用诈骗来的钱过着奢华的生活，她被指控曾用35000美元租用私人飞机，但却从未支付这笔帐单。

雷切尔·威廉姆斯(Rachel Williams）是索罗金的受害者之一。索罗金曾邀请雷切尔到摩洛哥度假，费用由索罗金全包。

但在刷卡时，索罗金的信用卡却出了问题。于是，索罗金请雷切尔替她先垫上，承诺之后会把这笔钱还给她。

摩洛哥之旅持续一周时间，却花了62000美金，索罗金则从未把欠款还给雷切尔。

索罗金把利用各种手段骗来的钱用于支付自己的豪华生活：私人健身教练、豪华酒店、顶级派对等等。

索罗金据报有自己的美发师，曾有两次因为拒穿不符合她标准的服装而出庭迟到，受到检控方批评。

其中一次，法官非常气愤，告诉安娜·索罗金：“这不是时装表演。”

索罗金自从2017年被监禁。如果被判有罪，她可能面临最高15年的徒刑。

她还可能被遣返回德国，因为她在美国的签证已经过期。

Neflix将把索罗金的故事拍成电视连续剧，由美国著名编剧珊达·瑞姆斯（Shonda Rhimes） 来操刀。

辽宁原副省长刘强一审获刑12年 被控受贿1063万余元

　　中新网4月9日电 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消息，4月9日，北京三中院公开宣判辽宁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刘强受贿、破坏选举案，对被告人刘强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以破坏选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

　　经审理查明，2000年至2017年，被告人刘强利用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抚顺石化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辽宁省抚顺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抚顺市委书记、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063万余元；2011年至2013年1月，刘强为当选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利用担任中共抚顺市委书记等职权和影响，采取给予他人财物、打招呼等方式进行拉票贿选，破坏正常选举活动，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强的行为构成受贿罪、破坏选举罪，应依法数罪并罚。鉴于刘强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不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第二，界定恶势力成员，确保不枉不纵。认定恶势力，要求“一般为三人以上”。实践中，有的办案人员存在着“简单处理、沾边就算”的错误做法。针对这一问题，《意见》遵循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将主观明知恶势力危害性与客观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相结合，准确划定恶势力成员范围，为实现精准打击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三，细化认定标准，解决争议问题。实践中对于恶势力团伙的一些特征，诸如“经常纠集在一起”应当如何把握、“多次违法犯罪活动”应当如何计算、“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应当如何认定等，存在着认识分歧。该《意见》对以上问题逐一释明，有效解决了实践中的主要争议，为执法办案提供了明确依据。

　　三是要求正确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意见》充分体现了区别对待、严惩“首恶”的政策精神，明确打击重点是恶势力的纠集者、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以及共同犯罪中罪责严重的主犯。对于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其他成员，在共同犯罪中罪责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相对不大的，具有自首、立功、坦白、初犯等法定或酌定从宽处罚情节，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四是强调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根据不诉不理的原则，该《意见》规定人民检察院如果没有指控恶势力或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人民法院不应主动认定，可仅就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依照相关规定作出判决、裁定。这一程序性规定，充分保证了被告人、辩护人可以及时知晓控审内容、有效行使辩护权利。根据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要求，该《意见》明确，审理上诉案件时，一审判决未认定恶势力或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二审不得增加认定，充分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防止上诉可能给被告人带来的不利后果。

上海时装周：英国时尚品牌在中国的“抢滩”之战

在接下来一星期，上海时装周将会令模特儿、设计师和买家成为这座城市的主角。这场秀正在成为进入中国时尚界的通道，但是要在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驰骋，仍然是一个难玩的游戏。

工作地在伦敦的时尚设计师洛克山达·埃琳西克（Roksanda Ilincic）说，她欣赏那些中国客户的冒险精神。

她表示，她们很有实验性，服饰品味“活力四射、有棱有角却又很有女人味”。

“中国市场确确实实和我的这部分DNA有共鸣。”

埃琳西克将首次参加上海时装周，加入其他外国品牌的行列，寻求曝光的机会和重要的商机。

观察人士称，举办至4月3日的上海时装周充满商业潜力和有才华的年轻人。

上海时装周创办于2003年，虽然不属伦敦、巴黎、纽约和米兰四大时装周之列，但是它的重要性已经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而提高。

“在亚洲有一个逐渐冒起的市场，很多钱都花在上海，”《女装日报》（Women's Wear Daily）的张天伟（音）说。

他还表示，很多人会为了上海而直接跳过东京时装周，“因为这里的钱更多”。

去年，咨询机构贝恩公司（Bain）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奢侈品市场总值2600亿欧元（2920亿美元；2230亿英镑），而中国的消费占了三分之一。贝恩公司还指出，在2018年，中国的奢侈品市场连续第二年录得20%的增长。

西方品牌很久以前就将眼光瞄准了潜力巨大的中国新兴中产阶级，试图找到方法进入这个利润巨大却又壁垒重重的市场。其中的关键就是找到商业合作伙伴和买家。

英国时装协会（British Fashion Council，简称BFC）就是一个帮助英国设计师寻找进军中国门路的机构——从找场地到谈合约再到为合作获得所需的许可。

BFC的首席执行官卡罗琳·拉什（Caroline Rush）表示，虽然商家本来有能力自己做到，但是“常规操作是要通过一个中方合作伙伴来进入”。本周，BFC也来到上海建立自己的人脉。

英国时装协会想要将触角延伸到中国各地的独立零售商那里，通过像微信和微博这样的社交平台接触到客户。

拉什说：“我们还在看一些能够帮助他们开零售店的合作伙伴，还有能够帮助他们做大规模配送的电商巨头。”

英国时装协会正在上海主办一个贸易展示会，参与的就有埃琳西克和彼得·皮洛托（Peter Pilotto）。拉什形容这两个品牌是伦敦的“新排头兵”。

上海连锁精品店买手店“the bálancing”的首席执行官伊冯·甘（Yvonne Gan）就是其中一个这样说的。“the bálancing”销售顶尖设计师品牌，其中来自英国的就包括丝黛拉·麦卡妮（Stella McCartney）、维多利娅·贝克汉姆（Victoria Beckham）和安雅·希德玛芝（Anya Hindmarch）等。

甘小姐表示，在最新一次采购的全部投资当中有40%花在了英国品牌上。中国品牌则只占5%：“本土设计不如英国设计师的东西有创意，品质也没法比。”

不过，英国公司仍然要在一个拥挤的市场中竞争。它们想要取悦中国消费者，但不是所有公司都用对了方法。

著名的一个错误就是来自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它的一个广告被广泛视为带有侮辱性，最终在中国引起极大反响，好几家零售商都将该品牌的产品下架。

另一方面，博柏利（Burberry）则因为在最近一次的中国春节推广宣传当中表达不当而引来批评。

其他英国品牌在中国的开拓之路也走得颇艰难。马莎（Marks & Spencer）在2017年离开了中国市场，服装品牌“New Look”也在去年退出，时尚品牌“Topshop”也与中国合作伙伴之间产生了问题。

配饰零售商派德集团（Pedder Group）的高级销售总监艾琳·余（Irene Yu，音译）表示，中国消费者是“非常有时尚意识的”。

“他们很成熟，走过很多地方，对于品质和创新有要求。”

价格也同样是一个关注点。虽然财富正在增长，但是高昂的进口税也令西方的奢侈品牌价格超出了很多人的负担能力。

“英国时尚设计师仍然处在一个稍为高价的点上，”《女装日报》的张天伟说。

他说，虽然消费力正在上升，中国消费者在设计品牌衣服上花钱的意愿尚不如鞋子和配饰。

而来自本土人才的竞争性也正在加强。

现在这里有像陈安琪（Angel Chen）以及雷留树/蒋雨彤组合这样的成名设计师，也有像胡颖琪（Caroline Hu）和8on8这些新锐设计师，所有人都将在上海受到很多关注。